创作声明：本文情节存在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1936年10月，红军三路大军——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贺龙统帅的红二方面军以及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终于在会宁成功会合，这一刻宣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画下句号。
然而，当红军战士们踏上陕北这片土地时，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大失所望。这里的贫困程度远超他们的想象。以前在其他地方，红军还能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维持生存，但在陕北，连土豪都找不到，到处都是一贫如洗的百姓。
要说当时的陕北有多穷，那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老百姓生活水平极低，甚至比江西苏区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
德国人李德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陕北：「目光所及之处，除了几处河谷还算肥沃，其余全是贫瘠的黄土高原，树木稀少，沟壑纵横。这里经常遭受旱涝灾害，土地坚硬如石，即便开垦出来，产量也微乎其微......只有城里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像样的房子，农民无一例外都和牲畜一起住在窑洞里，那些窑洞就像在山坡上挖出的地道......无论是农民还是部队战士，每天的饮食通常就是三碗小米粥配点酸菜。」
陕北的普通老百姓自己种出的粮食都不够填饱肚子，更别说有多余的粮食了。吃的、穿的，甚至连生火用的火柴都缺乏。生活艰苦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
更关键的是，陕北本来就有刘志丹、徐海东带领的一小股红军，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异常艰难，现在中央大部队又来了，情况可想而知。
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红军根本无法在陕北长期立足。
如何生存下去，成了红军面临的全新挑战。最终，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临时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就是进军山西。去山西有诸多好处：山西相对富裕，可以打土豪分田地；那里是阎锡山的地盘，没有蒋介石的军队。
不过，进军山西也不是长久之计。阎锡山也不是傻子，红军偶尔出现在山西，他可能不会太在意，但时间久了，他必然会加强防范。
红军必须寻找其他出路。与此同时，苏联方面也了解到陕北红军的困难处境，他们答应提供一批物资，但条件是只能把物资放在边境，让红军自己去取。
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组建了两万人的「西路军」，由徐向前率领去接收苏联援助的物资。
没想到的是，他们在途中遭遇了马家军。在武器装备不如对方的情况下，红军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惨重。
当时，连国民党都认为红军在陕北根本无法生存，不是饿死就是穷死。
从1935年12月红军发布的经费使用标准，我们就能看出红军缺钱到了什么程度：
办公费：方面军司令部和军团部每月各20元，师部10元，团部5元，营部2元，连部3元。
特别费（主要用于部队冬天取暖及杂费）：方面军所属每月300元，师部每月200元，团部100元。
优待费（医务、通讯、技术工作人员及军事专家，按工作能力分级）：一等技术人员每月12元，二等技术人员每月8元，三等每月4元。
休养费：重伤员每月4元，轻伤员每月2元，重伤员需要住院治疗的，发休养费1元。伤病员住院期间每天发伙食费5分钱。阵亡者一次性发抚恤金20元。
由于资金缺口太大，四方面军的第4军和第31军到陕北已经一个月了，眼看天气越来越冷，大部分战士还穿着长征时的破烂衣服。11月28日，红31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向彭德怀报告：「我军给养除后方直属队外，生粮二天、干粮三天，需要就地筹粮。棉衣除前日制作的外，领了1110套，还缺2084套。草鞋每人平均一双，帽子五分之一，鞋子四分之一，大衣七分之一。」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一个人没吃没穿会饿死冻死，一支军队没吃没喝没衣物也会陷入绝境。所以，当时红军不仅要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否则不等敌人打过来，自己就先饿死冻死了。
幸运的是，面对主力红军的困境，当时不少人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些帮助让红军渡过了难关。后来毛主席也说过，红军能够渡过难关、绝处逢生，要感谢三个人。
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徐海东
第一个人是徐海东。为什么要感谢他？
徐海东是湖北大悟人，1925年入党，后来在鄂豫皖根据地参加革命，担任红25军副军长兼74师师长。长征开始后，任红25军军长。1935年9月18日到达陕北苏区，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15军团，任军团长和陕北省委委员。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本来没有计划来陕北，后来从一张报纸上得知徐海东、刘志丹在陕北发展得不错，于是决定来陕北。
1935年11月2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毛主席主动前往红15军团（徐海东的红25军、刘志丹的红26军合编为红15军团）司令部，向陕北同志们表示感谢。
中央红军与15军团的会师，标志着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结束。
会师虽然完成了，但中央红军很快就面临没吃没喝的生存危机。
没有办法，毛主席只能向徐海东求助。他专门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相当于借条，派供给部长杨至诚送到徐海东那里，想向徐海东借2500元钱（即2500个大洋）。
当时徐海东的队伍同样非常困难，手头只有7000大洋，但接到信后，考虑到中央长征后的困难处境，他决定给中央送5000元，比要求的翻了一倍。他说：「借就不用了，都是红军队伍，直接送吧。」
这5000大洋虽然数额不大，但解了当时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这个恩情，毛主席一直记在心里。直到后来解放后，他还记得这件事。有时碰到徐海东大将，他还开玩笑地说：「我们的大功臣来了。」
那么，中央有了这5000元钱后，经济状况是否大为好转，在陕北就站稳脚跟了？
答案是否定的。
钱，依然远远不够。
第二个要感谢的人——宋庆龄
后来，毛主席给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写信，寻求帮助，同样是两个字：借钱。
宋庆龄女士接到信后，毫不犹豫，典当了自己在上海的房子，凑够了5万美元寄给中共中央。
那时的5万美元可是一笔巨款。宋庆龄女士算是倾囊相助了。
除此之外，宋庆龄还多次发起号召，组织社会捐款，所有捐款都通过各种渠道寄给中共中央。为此，蒋介石还产生了要暗杀宋庆龄的想法，被宋美龄阻止了。
在后来的抗战期间，宋庆龄在上海和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为中国抗战募集资金，总共募集到500多万美元，大部分资金都送到了中共领导的队伍里。
宋庆龄女士这种雪中送炭的精神，党和毛主席一直记在心里，永远没有忘记。所以，1949年开国大典时，主席亲自给她写信，邀请她来北平参加大典，并派邓颖超亲自去上海迎接。
宋庆龄女士的专列从上海抵达北京后，主席亲自去车站迎接。这种待遇，除了他的老师程潜，就是宋庆龄女士了。
第三个要感谢的人——张学良
在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还有一个人帮了大忙。
他就是张学良。
作为军阀的张学良，并不天然同情革命，也不认同我们的主张。他实际上是在作战过程中，先后被红军歼灭了3个师的部队后，蒋介石非但不予补充，反而趁机取消东北军被歼部队番号的情况下，才终于明白蒋介石驱使背井离乡的东北军打内战，实际上是「一石二鸟」的毒计。因此，1935年11月，东北军又在直罗镇被歼灭1个师又1个团的兵力后，张学良就开始积极寻求与红军和解。
而此时的红军同样有这种迫切需求。
1936年1月，红军释放了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第107师第619团团长高福源，让他向张学良转达红军方面希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愿。
在高福源的牵线搭桥下，张学良于当年1月20日亲自前往洛川，与李克农会面。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通商的协议。张学良还当场送给我军1万元大洋，以示诚意。这是有记录可查的张学良给我军的第一笔经济援助。
考虑到此时红一方面军还未东征，因此这笔钱对于在陕北寒冬中艰难度日的红一方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到了3月份，在东北军的配合下，我军便衣采购人员在西安购买到了根据地急需的无线电器材、石印机、西药，由20多匹骡马运到了陕北。
张学良大批援助红军是在与周恩来见面之后。
4月9日夜，周恩来在洛川与张学良会面，双方达成了继续深入合作的协议。张学良从自己的私人积蓄中，拿出5万块大洋送给红军。此后，张学良又派人将20万元法币送给我军，并于5月份下令，将存放在洛川第三兵站的大批子弹转送给红军。
在张学良的默许下，经常与红军接触的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也有样学样，将清点部队库存后发现的账外物资转交给红军。这些物资包括2000多支步枪、近70万发子弹及10万元法币。
8月份，张学良在借给我军5万元法币的同时，还答应送1万套棉衣给红军。11月5日，张学良又借给红军10万块大洋应急，由叶剑英带回陕北。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应张、杨之请，徐海东的红15军团南下，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共同应对蒋军可能发起的对西安的进攻。张学良为表示谢意，将一些药品和粮食送给红15军团，并下令军需处赶制3万套棉衣送给红军。
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乘飞机去洛阳，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在此时，相关被服厂已加班加点，突击完成了3万套棉衣的制作任务，并如数送到了红军手中。
总计起来，张学良交给红军的现金，至少有16万块大洋、25万元法币。其中的10万大洋和5万元法币，虽然说是我军向他借的，但考虑到当时确实无力偿还，而且张学良被软禁后也无从归还，因此实际上等于赠给了我军。
法币于1935年11月3日才发行，在1936年时币值还相当坚挺，1元法币与1块大洋等值。而军队是军阀的私有财产，王以哲若不得到张学良的默许，恐怕很难将10万元法币这样一笔巨款送给我军。所以，王以哲送给红军的10万元法币这个人情算在张学良名下，也是合理的。
除了现金，张学良还先后将4万套棉衣及数量不详的子弹、枪支和药品送给了红军。对于刚结束长征不久、几乎一贫如洗的红军来说，这也是一笔极其珍贵的财富。
对于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我们从来不会忘记。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将张学良视为党的朋友，特别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后，曾多次为没能挽留住张学良而感到愧疚和遗憾。
建国后，我们也给予了张学良很高的历史评价，他真金白银地支援红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